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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輯要

思想只能在沉靜中孕育誕生等6則

(發布時間:2019-05-26)

      思想只能在沉靜中孕育誕生
  劉金祥在2019年1月24日《環球時報》撰文指出,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寫道:思想是以思考者的沉靜安穩為存在前提的,一顆驛動不已的心靈是難以孵化出深刻見解的。當今,社會生活的喧囂與學者內心的浮躁互為條件、彼此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治學環境與學術生態,致使目前高水平學術成果尤其是原創性思想還缺乏生成的科學機制和厚重土壤。思想是在沉靜中孕育誕生的。市聲遁逝遠去,喧囂歇息平復,燈下展卷閱讀思咐,在思想的窗門外駐足片刻,無疑會感受到一種撼人心魄的魅力,無疑會體會到一種深沉博大的力量。只有思想的力量,才是文章和著作最核心的力量。如果文章和著作缺少了思想這一靈魂,無論著述者多么濃妝重彩地進行打扮,也充其量是華而不實的艷麗軀殼。換言之,當下那些心態浮躁、內容浮淺、形式浮華的文章和著作,恰恰是思想缺位、價值虛無甚至是思想混亂、價值錯置的具體表現。思想是當代中國知識界文化界最奇缺的資源。思想如水,潤心無聲。與其說當下讀者閱讀不進去有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不如說這些文章和著作還是缺乏真正的思想,因為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大魅力,更何況思想本身就是一種魅力。
  美好生活與“物質文化生活”之比較
  趙連君在《理論探討》2018年第6期撰文指出,與“物質文化生活”相比,“美好生活”彰顯了人性的光輝,是一種全新的生活境界。從詞性上看,“物質文化”是名詞,“美好”是形容詞,它表明一種生活品質、一種生活指向、一種終極關懷、一種溫暖的力量。從生活的形態上看,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種多方面、多領域、多層次、立體化、全方位的生活需要。從生活層次上看,物質文化生活是基本需要,美好生活是更高層次的需要。從生活的廣度上看,美好生活不僅包括物質文化生活,還包括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靈魂生活、環境生活、自由生活等,涵蓋人的全部生活。從生活的性質上看,對物質生活的過度追求會導致生活的物化、異化,而美好生活是一種高品質的健康生活,能夠克服生活物化、異化的傾向。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
  從“快、多、大”到“高、全、強”
  劉德海在2018年12月12日《中華讀書報》撰文認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概括新表述,指明了解決當代中國發展問題的根本著力點,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準確的認識前提,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應當而且必須根據這一變化做出相應的調整。很顯然,我們不能再沿著過去解決落后社會生產的理念思路和辦法來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也不能再沿用過去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理念思路和辦法來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某種意義上說,從實行改革開放到進入新時代,我們解決社會矛盾主要是圍繞“快、多、大”這三個字做文章:因為發展落伍,所以追求快,追求速度;因為短缺經濟,所以追求多,追求數量;因為經濟規模小,所以追求大,追求“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發展中大國”。而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后,我們應當圍繞另外三個字做文章,即“高、全、強”:邁向新征程,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本質要求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目標內涵是從社會主義大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從“精準扶貧”到“精準擴中”
  李春玲在《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第6期撰文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我國政府提出的社會發展目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國政府實施的“精準扶貧”政策,使越來越多的農民脫貧,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等促進農村、農業發展的戰略,也使得農民收入增長加快,許多農民從低收入群體升入較低收入群體,但是邁入中等收入者隊伍的人還是極少數。數據分析結果顯示,非農化是農民實現收入增長的重要方式,通過非農就業和創新,許多以前的農民現今成了中等收入者。繼續從事農業或養殖業的人,只有通過規模化經營和專業化經營,才能成為中等收入者。小農經濟很難讓農民脫貧致富,如果零散的、低效率的小農大量存在,必將限制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提升。推進城市化進程,提供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鼓勵農民規模化和專業化經營,也可以達到“精準擴中”的效果。特別需要指出,個體經營小本生意是農民和農民工脫貧致富的一個主要途徑,然而,目前政府部門實施的自主創業鼓勵政策較少關注農民和農民工群體,部分地區的城市管理部門甚至限制或歧視農民和農民工創業,這阻礙了農民和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進程。
  5G的“G”到底是什么
  翟月熒在2019年2月15日《學習時報》撰文指出,通信系統已經由第一代發展到第五代了。第一代即我們所說的1G稱為語音時代,采用的技術是模擬通信系統,同時受制于技術和成本等因素,普及率并不高。2G時代就是“文本時代”,我們的通信不僅可以打電話還可以發短信。3G時代又被稱為“圖片時代”,這個時代是移動通信轉變的關鍵時期,通信不僅僅是打電話和發短信,它實現了無線通信與互聯網等多媒體通信手段的結合,最重要一點是能夠傳輸數據信息。現在正在使用的4G通信網絡時代,被稱為“視頻時代”,能夠傳輸高質量視頻、圖像且圖像傳輸質量與清晰度可以與電視不相上下的技術產品,缺點就是覆蓋范圍不夠廣、數據傳輸延時長。接下來的5G時代與上面四個時代都有所區別,5G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無線接入技術,而是多種新型無線接入技術和現有演進技術集成后的解決方案的總稱,是真正意義上的通信技術與互聯網的融合。5G 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快”,但是5G又不僅僅是快,更多的是實現一種萬物互聯的狀態。如果說1G時代我們看事物需要憑借語音,那么2G時代事物就變成了文本,3G時代事物是一張具體的圖片,4G時代事物就是一個可以活動的圖片,那么5G時代我們看事物便就是事物本身了。
  智能傳播的倫理問題及對策
  董秀成在《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撰文指出,人工智能技術給傳播領域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由此產生了智能傳播的倫理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公眾隱私權更容易遭受侵犯;二是機器人寫稿容易缺乏應有的新聞關懷;三是新聞的真實性、全面性難以切實把控,客觀、公正、平衡的新聞理念受到挑戰;四是智能傳播特有的智能推送讓受眾更易身陷“信息繭房”的牢籠,無法真正獲知客觀世界。智能傳播時代的倫理問題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受眾的心理狀況,給廣大受眾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智能搜集放任了受眾獵奇心理對公眾隱私權的侵犯;二是為了博取高流量和點擊率的智能推送,致力于使用“尖叫效應”,容易造成輿論生態“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三是陷入“信息繭房”的受眾個體和群體更易極化,從而使其封閉在一個與外界少有交流的價值閉環之中;四是受眾身陷“信息繭房”容易造成群體孤島,從而導致社會黏性喪失。針對智能傳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著眼于傳媒的良性發展,我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智能傳播要回歸“內容為王”的傳媒法則,堅守傳播倫理的底線;二是以人為本,重視科技,構建智能傳播“人機共生”的和諧局面;三是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要有禁區,堅守科技倫理。■
  本欄目編輯:姜曉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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