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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湖文苑

五四運動在武漢

(發布時間:2019-05-26)

王瓊輝

      五四愛國運動起于北京,武漢作為大中學校較多的地區,學生們也受到北京愛國學生運動的強烈影響,在社會各界的支持響應下,奮起抗爭,譜寫了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
  風起云涌武昌城
  1919年的5月6日,《漢口新聞報》刊登了漢口中華通訊社的一個電訊稿,首先報道了北京愛國學生舉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同日,《大漢報》在頭版以《北京快電》標題,報道了同一消息,并在第2張底版上發表短評《中國可以不亡》:“國勢危急之秋,人心尚未死絕,攘臂一呼萬山響應,中國或可不亡,此又可喜之事也。”
  當天晚上,在中華大學附中任教務主任的惲代英與其學生林育南商議響應北京學生事,他們油印了600份由惲代英起草的愛國傳單《四年五月七日之事》。
  第二天是五七國恥日,武漢三鎮各機關各學校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國恥。中華大學為“鼓勵尚武精神”,舉行運動會,因有五四運動的背景,所以到下午聚集了6000多名學生。中華大學進步社團互助社的成員均積極參加,惲代英、冼伯言等擔任招待員,沈光耀為唱名員,喻進賢為糾察員,湯濟川為音樂隊隊員。他們散發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傳單,振聾發聵的吶喊,引起了莘莘學子的強烈共鳴。
  這份傳單后來刊登在1919年5月9日的《大漢報》上,仿佛是發動,鼓舞武漢人民投身愛國運動的一聲號角。5月9日,武昌各學校學生代表齊集中華大學,商討聲援北京學生事宜,擬定成立學生團,并公推惲代英起草宣言書。次日,中華大學、武昌高師等15所大、中學校與北京學生舉行茶話會,決定武漢學生與北京學生采取一致行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5月17日,武漢地區26所學校在中華大學開會,正式成立武漢學生聯合會。學聯會“以熱忱愛國聯合感情為宗旨”。每個學校各舉出2人,為學聯會正副代表。學聯會不設會長(主席),設臨時主席,主持會議。中華大學藍芝濃、林育南和武昌高師高鴻縉、文華大學余上沅、外國語學校余敬昭、勺庭中學李書渠等為中堅分子。
  學聯會的刊物是《學生周刊》,其主旨是“喚起國民愛國熱忱,提倡國貨堅持到底”。這份以白話文寫成的愛國主義宣傳品,受到了廣大學生和市民的歡迎,第一期印了500份,供不應求,又加印1000份。
  5月18日中午,3000多學生在閱馬場集中,舉行了第一次愛國大游行。13時45分左右,以武昌高師200多名學生為先導,高等商業學校、外國語學校等校學生緊隨其后。他們每人手持紙或布制作的旗幟,上面書寫“爭回青島”“滅除國賊”“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等字樣,從閱馬場出發,經過武昌路、撫院街(今民主路)、司門口轉長街(今解放路)、大朝街(今復興路)復至閱馬場。互助社的所有成員均參加游行,他們將惲代英起草的《嗚呼青島》的傳單四處散發。一路上,口號聲此起彼落,聲振鄂垣;傳單上下飄舞,如雪片般撒落在大街小巷。
  5月20日,武昌文華大學、文華中學、博文學院等學校1000多名學生,沖破校方的阻攔,舉行示威游行。早上8時,他們由文華大學出發,前有樂隊,后列學生軍,經過得勝橋、司門口、斗級營,出長街至閱馬場,沿路有不少學生加入。同日下午,武漢學聯會舉行會議,決定派學生到各商店、勸業場開展抵制日貨;組織若干組,到社會進行愛國演講;印制中國地圖及青島地圖,分送各界等。隨后各校組成10人演講團(每團5至8人不等),每一個演講員胸佩紅緞徽,每一隊樹起旗幟兩面,以昭識別。
  湖北督軍王占元得知學生的行動,稟北京政府的“旨意”,初是百般阻攔、刁難。他趕緊讓省長何佩瑢出面,召集有影響的校長入署嚴諭,不準學生舉行國恥紀念活動。5月7日,又頒布臨時戒嚴令,增派軍警實行警戒。5月17日,武漢學聯會成立后,學生代表要求督軍接見,遭到王占元的拒絕。
  王占元遏阻學潮的行徑,更激起愛國學生們的義憤。5月31日,武漢學聯會為了聲援和響應北京、上海學生的總罷課,決定從6月1日起采取統一行動。武漢學聯會公布罷課宣言,代表武漢中等以上全體學生,為“伸張民氣,為國后援。力爭主權,殛賣國賊”,將舉行罷課,其宗旨是爭回青島,懲辦國賊,恢復學生自由。
  王占元聞訊,立刻傳見各大中學校校長,威脅道:如果哪個學校首先罷課,就立即封閉那個學校的大門。所有學校的教職員及學生一律不準外出,違者將嚴懲不怠!甚至揚言,若不聽從,就格殺勿論!當晚,武漢三鎮宣布特別戒嚴,荷槍實彈的軍士巡邏在武昌的主要街頭。
  6月1日清晨,王占元派出大批軍警包圍各主要學校,每所學校大門都有百余軍警把守。武昌街頭四處布滿軍警,首尾相銜,如臨大敵,交通幾為斷絕。愛國學生見狀,愈加氣憤,有的與軍警交涉,有的沖出校門,不少學生從兩三丈的高墻一躍而下。他們高舉大白旗,沖開軍警的封鎖線,從糧道街、巡道嶺、曇華林沖上大街,迅急匯合成洪流,又卷向閱馬場、黃鶴樓、督軍署……剎時,武昌全城到處是飛舞的傳單,激昂的演講、正義的吶喊。
  面對高漲的革命浪潮,王占元命令軍警鎮壓。包圍武昌高師的軍警與學生發生沖突,學生數次涌出,士兵用刺刀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十幾個學生被刺傷。惡訊傳開,廣大學生更是義憤填膺。當晚,許多學生冒雨夜臥長街,在軍民兩署前舉行抗議靜坐,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嚴懲兇手。
  事態的發展出乎王占元意外,他急忙下令各校于6月3日一律放假,學生離校回籍,并且命令各客棧不準接待學生。在放假布告中威脅學生與市民。同時致電北京政府,混淆黑白,誣稱是有匪人趁機擾亂,在軍警與學生沖突中,是學生勸阻不服,軍警才逮捕數名學生,至于學生被打傷,是因為學生持木棍石塊還擊,軍警不得不行動。
  謊言畢竟是謊言,真情必定大白天下。6月3日,學生不顧禁令,再次上街進行愛國宣傳。下午中華大學的數十名學生到勸業場進行演講時,與保安隊發生沖突,重傷4人,輕傷5人,有7人被捕。中學部學生吳序賓被毆打,口吐鮮血,被抬往醫院。互助社的成員楊理恒手臂被折斷,其他受傷的學生是劉昌世、胡鐘燦、劉鵠、湯濟川、張上超、蔡家讓、李岳等。
  武昌圣公三一中學演講隊在閱馬場演講,有數千人聽講,遭到警察的驅逐。湖南旅鄂中學的學生從學校后院逾墻而出,在武昌路與軍警相遇,軍警舉槍就打,街上行人見狀,大聲吆喝,一片譴責聲,軍警被迫離開,學生才免遭毆辱。文華大學的學生上街時,暴雨滂沱,他們全然不顧,冒著大雨散發傳單。
  聲援支持遍三鎮
  六一、六三慘案發生后,武漢輿論界不顧禁令,公開發表評論,譴責政府當局。《大漢報》最為激烈,在六一慘案發生后的次日,在報上發表《痛言》等評論,強烈指責國家是“軍人之愚蠢,政界之黑暗,全國陰森,直同鬼蜮”。6月10日在《嗚呼武漢國民》的短評中,抨擊道:“保國救民政府之天職,今政府開門揖盜,于為虎作倀之賣國賊盡情安慰,對愛國士任意捕殺。”
  一些記者、編輯除了在報紙上用文字支持學生運動,還直接投身愛國大潮中。6月6日,漢口日本人辦的《湖廣新報》編輯蕭楚女、秦縱山向全國報界聯合會、各學校及各團體發出啟事,宣布即日起與該報脫離關系。《大漢報》《國民新報》《漢口中西報》《大陸報》《漢口日報》等報館同仁不僅參加了追悼李鴻儒等學生的大會,而且積極參加發起湖北各界聯合會。
  教育界對學生的愛國行動給予了直接的聲援。惲代英不便直接出面與學生采取一致行動,但他實際上是武漢學生運動的領導人,通過學生林育南間接領導武漢學聯會,并起草許多學聯會的重要文件。
  事態的發展也令湖北教育界震驚。中華大學校長陳時面見王占元、何佩瑢時,反對省政府禁止學生集會的決定,表示學生集會是愛國舉動,如有非法行為,唯校長一人是問。各校校長也在面見何佩瑢時表示,如果壓抑學生的愛國行動,恐怕反會促成激烈之風潮。各校校長自行集合武昌高等商業專科學校舉行緊急會議,各校長及教師全體向軍民兩署提出辭職,要求當局釋放學生,撤去各校門前的軍警。
  漢口總商會也連日開會,一再致電北京政府,說明6月1日武漢學生的游行演講是正當的,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懲辦賣國賊。6月7日漢口各團聯合會舉行臨時會議,要求北京政府罷免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等賣國賊,以謝天下;要求軍民兩署查辦警務處長,按法律嚴懲。武漢商界對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尤其熱心。5月中旬,寄住在武昌青年會的各校學生率先提出要在閱馬場當眾燒毀日貨,繼而提倡國貨。漢口洋廣雜貨數千攤戶,采取聯合行動,拒絕買賣外國貨。漢口棉花商人開會,決定一律不購外國棉花,以增加國棉之銷路。巨商劉耀堂等在漢口黃陂街舉辦國貨陳列所,展銷中國商品400余種。
  運動要取得勝利,還必須調動社會各團體的力量。六三慘案發生的當天,惲代英渡江,到漢口訪問了武漢巨商劉子敬、馬剛侯等,希望商界聲援學生。6月7日,他再次到漢口,參加漢口各聯合會舉行的會議,鼓動商界起來罷市聲援學生。在惲代英、施洋等人的組織和推動下,6月10日上午,漢口數十家商店首先罷市。11日,漢口租界區、二馬路、華景街(今華清街)、前后花樓及后城馬路主要繁華區的商店,紛紛罷市。
  這一天,武漢的報紙刊登了北京政府免除賣國賊曹、章、陸職務的消息,武漢人民歡欣鼓舞,但斗爭還沒有停止。6月12日,武昌全城一律罷市,司門口、察院坡中華書局、芝麻嶺(今解放路)老萬年、寶慶各銀樓、曹祥泰等商店,門前貼有“警告同胞,堅持到底,恒心抵制,懲辦國賊,國事如此,無心營業”等字樣。中午武昌商會開會,致函軍民兩署,提出復市條件:要求北京政府拒絕在和會上簽字,嚴懲賣國賊,恢復學生自由權及電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懲辦行兇軍警等。武漢的工人階級和廣大市民,對在街上游行宣傳的學生給與支持。貧民大工場織機部的工人曾組織國貨販賣團,每日派10人將本場生產的產品挑上街巷售賣,積極參加提倡國貨的活動。
  面對社會各方面的巨大壓力,王占元不得不低頭,派人調查警務處長措置失當之案,釋放被捕的學生。雖然斗爭遠沒結束,但五四運動在武漢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回首往事,今年是五四愛國運動一百周年,不管是北京、武漢和其他地區,其偉大意義還在于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揭開了中國思想解放的序幕,使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在中華大地傳播,促使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武漢非常有幸地成為了全國少數幾個率先加入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地方之一。■
  (作者系武漢市江漢區商務局退休干部)
  本欄目編輯:姜曉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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