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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書讀活

(發布時間:2019-05-26)

陳 晉

      把書本讀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謂讀“活”,就是把書本知識轉化為認識,把認識轉化為智慧,把智慧轉化為能力,把能力轉化為實踐,進而在實踐中有所創造。概括地說,就是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讀書效果的好壞,關鍵在于讀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擁有從書本到實踐,從主觀到客觀進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澤東擁有這樣一種大本事。他能夠把書讀活,得益于他別具一格的讀書方法。
  把讀書學習當作一種調查研究
  人們的知識來自三個方面: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向書本學習。這三個學習有交叉,有貫通。這當中,書本是前人或別人的思考成果,終究來自實踐,來自對人民群眾創造的各種經驗的概括和提升。毛澤東讀《徐霞客游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就關注兩位作者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所發現的“科學作品”;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說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否則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書本知識來自于調查研究,閱讀者讀書,自然也成為一種調查研究的途徑了。毛澤東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舉例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現在印出來是一個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這本書不知厚多少倍。列寧的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他用好幾年時間研究哲學史才寫出來的。”
  毛澤東愛讀書,同時又提出“反對本本主義”,看起來矛盾,實則反映出他提倡的讀書理念,不是為讀而讀,而是向前人或別人的實踐經驗作調查研究。懷著調查研究之心來讀,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義”。有了此心,翻開書頁,才會覺得是在與一種生動豐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會有所收獲。
  讀書要到“底”,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復讀
  毛澤東把讀書學習叫作“攻書”。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廢、淺嘗輒止,必須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開的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說,“學習一定要學到底,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總結講話中向大家推薦五本馬列著作,形象地說明了何謂讀書到“底”:“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干糧袋里,打完仗后,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這是毛澤東的經驗之談,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書籍上,便寫有某年某月“起讀”“再讀”這樣的字跡。在延安,他對曾志說到自己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況:“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對喜歡的文史哲經典,毛澤東同樣經常讀。上世紀50年代,他對人說自己已經讀了5遍《紅樓夢》,此后,他又15次索要過《紅樓夢》,這在工作人員的記錄中有明確記載。
  反復閱讀經典書籍,因每次閱讀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齡不同,總是會有新的理解和發現,這樣,書中的價值內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掘。
  相同主題的書,要把觀點不同的著述對照起來讀
  毛澤東讀美國歷史的書,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專門寫條子說,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關于研究拿破侖的書,他同時找來蘇聯、法國和英國學者寫的《拿破侖傳》和有關著述,對照起來讀。關于《楚辭》,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種古今對《楚辭》有價值的注釋和研究書籍。
  另外,毛澤東還一直強調,要閱讀一些和自己的觀點相反的書,包括反面的書。1957年,他對領導干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1965年初,他讓中宣部編輯出版蔣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據這個意見編輯了《蔣介石言論集》系列,準備每本印5000冊。毛澤東批示:“五千冊太少,應出一萬冊。”60年代,毛澤東多次講,不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書,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并說“這是我的經驗,也是列寧的經驗,也是馬克思的經驗”。
  讀書不僅要有傳統的“四到”,還要注重討論
  古人強調讀書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澤東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誦,還經常在一些場合,給人講書,直接宣達自己的閱讀體會。所謂“手到”,就是動手寫筆記,寫批注,由此體現“心到”。目前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讀書批注,就有《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收了他讀10本哲學書的批注和一篇讀書摘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收了他讀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兩首詞的批語;《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評文全本),共5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書里作的圈畫和批注;《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毛澤東手書歷代詩詞曲賦典藏》等,則反映了他讀古代文學作品時隨手書錄的情況;13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收了他讀各種書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語,數量很多。
  毛澤東讀書,還有一個“耳到”,即組織讀書小組由人念,大家聽,再一起討論,由此相互啟發,碰撞出思維的火花。比如,青年時代,他組織過讀書小組;延安時他組織過關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讀書小組;1959年底又組織讀書小組到杭州等地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讀書要當“聯系員”,是毛澤東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等人談話時提出來的。所謂“聯系員”,有兩層含義。一是把書中寫到的觀點主張、人物事件,同與這些觀點主張、人物事件有關的或對立的另一個側面,聯系起來思考。“聯系員”的第二層含義,就是善于跳出書本,聯系現實來理解和發揮。他針對現實工作中存在分散主義、本位主義和有禁不止的情況,要求黨的領導干部讀《史記》時,要體會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善于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的領導方法。
  讀書的時候要善于當“評論員”。這也是毛澤東1958年11月同陶魯笳等人談話時提出來的觀點。所謂“評論員”,就是對書中內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評論,不是跟在書本后面亦步亦趨,而是從自己的知識背景和實踐需要出發,對書本知識進行創造性的發揮,進而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和談話,常常體現政治家的敏銳和見識。當“評論員”的讀書方法,使毛澤東常常在書中見識到一般讀書人所難見到的精妙,發一般讀書人所難發的評論。
  以上讀書之法,彰顯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反映了毛澤東的讀書活動同客觀實踐的深刻關聯。這種關聯,激活了書本,讓一些“閑”書有用,“死”書變活;也激活了毛澤東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獲,進而在實踐中有新的運用和發揮。■
  (本文摘自2018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
  本欄目編輯:姜曉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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